回顧我國近20年來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看到，中國的心理治療最初是不知不覺地習慣于西方學者規定的研究框架內研究，我們只知道用西方現成的理論、概念、方法來描述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很少考慮他們同研究對象及其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及不同社會環境下個體的心理結構和心理需求，隨著對心理治療本土化的認識和理解，有一個時期，研究中還出現了比較文化上的二元對立傾向，把生搬硬套轉向了與其對立的面上來呈現我們的社會和文化特征。比如西方人的價值是個人主義的，中國人的價值是集體主義的，西方是罪感文化，中國是恥感文化，這樣的研究比完全照搬西方的東西，有了很大的不同與進步，而且相對的更貼近中國的國情。太原心理咨詢專家認為：但這類研究還不能算是完全的本土化了。根據楊國樞提出的從事本土化研究的標準，認為“研究者之研究活動及研究成果與被研究者之心理行為及其生態、經濟、社會、文化、歷史脈絡密切或高度配合、符合及調和的狀態，即為本土契合性（或本土性契合)。只有具有本土契合性的研究，才能有效反映、顯露、展現和重構所探討的心理行為及其脈絡。”本土契合性作為一個具體的操作概念，意味著中國本土化心理治療的研究，應該從西方研究范式中撤回來，太原心理咨詢師成向東認為：西方學者也要從所謂的普遍性原則中收回去。大家做同自己社會文化相契合的研究。這就是楊國樞當年面對西方人的發問：如果沒有西方心理學，中國心理學是什么樣子？中國當代本土心理治療的開始已經有二、三十年的歷史了，我們遇到的問題是，當我們推出我國自己的心理治療方法的時候，有時候會受到國內我們自己的學者的褒貶或非議，因為我們常常從西方心理學的視角來看待自己的問題，這也是中國心理治療本土化過程中遇到的一個障礙，由于心理治療的特殊性，心理治療的療效的判斷比較困難，只能由當事人感受和體會，所以，對于一種本土化的心理治療方法，需要有一定學術影響力的學者進行推薦和引導，更需要同行之間的支持和應用。當然，最終的評價和受益還是廣大的接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