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少年自殺率居全球第一；
16%的中國學生考慮過自殺；
自殺是中國第五大死因，中國平均自殺率為23／10萬，每年自殺死亡人數近30萬；
自殺是中國15至34歲人群第一位重要的死亡原因;
5～24歲的自殺人數每年竟高達15萬人以上；
除了自殺成功者，每年還有約250萬的自殺未遂者。
有研究者據此分析，實際自殺人數往往比公布的自殺數高3～5倍，由此推算，中國自殺人數可能達每年60萬人以上。
有機構對上海中小學生做過調查，數據顯示：上海有24.39%的中小學生曾有一閃而過的“結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認真考慮過該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計畫自殺，并有1.71%的中小學生自殺未遂。
僅僅看這些數據，我們或許不會有太大的反應。我們會想人口基數這么大，貧困人口這么多，天知道“別人家的孩子”經歷了什么“天大”的事情。
但是那些“別人家的孩子”真的都經歷了“天大”的事情嗎？
我們這里截取了2017年4月底到5月間，新聞關注并報道的一些學生自殺事件：
2017年4月26日，淮陽一學生張某某和賈某某因瑣事發生口角，后二人被同班同學勸和，該班紀律委員將兩人口角的經過告訴班主任。隨后班主任讓賈某某站在走廊自我反省，老師走進教室后，賈某某從六樓跳下。
2017年5月3日下午，四川省南充市第一中學一學生上完第一節課后，獨自一人離開教室，從教學樓5樓縱身跳下，當場死亡。警方查明，死者生前因玩手機遭到其母親兩次批評，并搶奪手機。
2017年5月4日北京理工大學附中一男學生由于學習成績不理想，被其父親沒收了手機，5月5日向其父索要手機未果后從家中11樓南側陽臺跳樓身亡，5月7日其母親薄某某因兒子離世情緒不穩定也跳樓身亡。
2017年5月10日，安徽毛坦廠中學一女生在教室傳看不適合高中生閱讀的課外書籍被班主任發現，班主任征得學生家長同意后，家長于當日傍晚將其帶回家中。5月11日凌晨，該生在其家庭住處墜樓，經搶救無效死亡。
……
看到真實的案例后，我們不可能再無動于衷了，不僅僅是觸目驚心，而是驚訝。原來兒童自殺的直接原因看起來都很“常見”：
有學者指出：對于自殺的個案，每一個試圖自殺者的動機都不一樣，個人心理素質、微環境及周邊的社會支持程度起重大作用。而宏觀上偏高的自殺率，則無疑反映了社會和文化層次上的問題。
全球第一的青少年自殺率，難道不足以警醒我們，這么多孩子“草率”地結束自己的生命，父母到底做了什么，又忽略了什么？
有人提出：
“不要給孩子太大壓力”；
“教會孩子排解負面情緒”；
“給孩子挫折教育”；
“多關心孩子”；
……
還有人提出：“父母要觀察孩子，提前分辨孩子自殺傾向”等等。
我覺得這些都有幫助，但是我們是不是忽略了什么，為什么他們如此輕視生命？
前些天，山東淄博，?？嫉诙膶W生殺死了第一名，說：“殺死第一名，我就是第一了?！?/p>
為了考第一名，選擇殺死別人！他明白生命和死亡意味著什么嗎？
我們生活在一個忌諱“死亡”的環境中，人與人之間避免提到死亡。父母在對孩子解釋“死亡”時，也會含糊其辭、模棱兩可，或者干脆避而不談，假裝死亡不曾存在。
我們已經意識到性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了，但是“死亡教育”依然被眾多父母忽略。
白巖松在“追問生命尊嚴：醫學的使命與關懷”的專題圓桌會上說：“中國人討論死亡的時候簡直就是小學生，因為中國從來沒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然而死亡卻是真實的，無處不在。
如果我們忌諱談論死亡、假裝死亡不存在，我們的孩子難道就不會遇到“死亡”，就無法了解死亡相關的信息？
顯然不會，與“性教育”一樣，他們可能通過不正當、不合理的渠道和途徑，在潛意識里獲得“死亡教育”，而這樣的信息可能是不全面的、偏激的，甚至是畸形的。
在柴靜的《看見》里有一篇是《雙城的創傷》，講述六個孩子接連自殺的事情。讀來讓人觸動很大。孩子們為了證明他們的友情，相約自殺，令人感慨萬千。那樣的方式合適嗎？
泰戈爾說：“死亡隸屬于生命，正與生一樣。舉足是走路，正如落足也是走路。 ”
不論我們如何忌諱“死亡”，死亡依然如影隨形，因為它是生命的一部分。我們只有正視死亡，讓孩子了解死亡意味著什么，他們才有可能正確看待生命。
那么，父母該如何對孩子進行“死亡教育”呢？
國內的死亡教育起步較晚，美國是最早提出死亡教育的國家，我們來看看美國人對待死亡教育的一般態度。
一個真實的故事: 在幼兒園里，一個叫蒂米的男孩去世了。 老師戴妮爾當然可以說蒂米轉學了，或者出遠門了，或者避而不談，讓孩子慢慢淡忘蒂米的消失？
但是，戴妮爾選擇了讓孩子們圍坐在一起，輕輕地告訴他們：“腦瘤使蒂米的大腦停止了工作，使他的身體也停止了工作。就這樣，蒂米死了，不會再回來了?！?/p>
后來，在分發學習用品和組織游戲時，總有孩子提到蒂米，老師也會再次告訴他們：“蒂米死了，不在這兒了，不能回來了?！?/p>
孩子們每一次想起蒂米的時候，戴妮爾都以這樣的方式提醒他們。最終孩子們終于認識到：蒂米死了，也不會再回來了。
想過把蒂米生前使用的小桌子搬走的戴妮爾，最后還是組織孩子們討論如何使用蒂米的桌子。
于是孩子們將蒂米的桌子抬到活動室的一角，擺上他生前最喜歡的恐龍玩具和與恐龍有關的書。并在每本書的扉頁上寫道：“送給特別喜歡恐龍的我們的朋友——蒂米。”
這使孩子們明白：蒂米死了，不會再回來了，大家很悲傷，但蒂米和大家在一起的日子永遠難忘。
戴妮爾的做法，代表著美國人對兒童死亡教育兩大基本目標：
一是坦誠面對死亡事實，正確認識死亡。面對孩子們提出的死亡問題，坦誠地講，給孩子們最簡單、最明了的回答，盡量避免似是而非的答復。
二是同時把它作為情感教育的一部分。
一些國家的死亡教育，除了課堂授課外，他們還會拓展一些側重感受、領悟、體驗的教育方式，比如帶學生參觀殯儀館、墓地、參加葬禮，把學生放進棺材體驗死亡的感覺，讓學生到癌癥病房、安寧療護病房、老人院做義工等。
我們看到，“死亡教育”的目的并非教授學生如何消解死亡焦慮，它是要在死亡被文化變得不可言說的當下，讓孩子認識到生命的有限，樹立正確的生死觀念，以正確的態度保持生命、追求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死亡總歸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但是死亡教育作為生命教育的一部分，也應當是愛的教育。